“商业有秘密，公益没有秘密”

2019年11月的一天，在马云公益基金会“乡村教师计划”评选的最后一轮，一个候选人被淘汰了，原因是对方在视频面试里，用“有些自豪的口吻”提到，他为了工作，在妻子临盆时没有赶回看望。

在决定是否淘汰这位候选人时，评审会几乎没有分歧。

这并非个例。在“乡村校长计划”的评选中，也会有一些校长，在介绍经历时说，自己为了学校放弃了家庭，父亲去世也没有回家。

“我们有一个理念，候选人要真正关注人的价值，如果连家人都照顾不好，没尽到责任。学校和家庭确实有很多时候难以两全，但没有愧疚感，甚至当成一种标榜，是有问题的”，李雨喆说，他在马云基金会负责乡村校长计划。

“乡村人才计划”的总负责人张文斐表示，价值观不行，能力再强也不是基金会想找的人。

“我们要的不是蜡烛，把自己燃烧尽了照亮别人。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发电机，自己很阳光，那他带的孩子才能健康”，马云公益基金执行秘书长于秀红如是说。

在往届的乡村教师计划评选中，最后一轮，两个候选者情况非常相似，但名额只剩一个。两人都在偏远山村的学校默默付出了多年，拿着极低的工资，以一己之力撑起一个学校。

最后，分别去两所学校走访的基金会员工，坐在一起，仔细回想了在学校里的感受。一个老师的课堂氛围很压抑，孩子脸上也没有笑脸，老师在课堂上讲完，台下一半的人没听懂。另一个老师恰恰相反，虽然普通话不标准，但学生很有活力，老师还会想出各种游戏带着孩子们玩。

最终入选的，是能给孩子带来活力的老师。

马云认为，校长不是让多少知识灌进孩子的脑袋，而是要让孩子充满好奇，充满想象力，永远不会害怕未来。

班玛多杰

“我们学校的目的是啥，放牧也可以放，拿着吉他放牧，情绪多好”班玛多杰如是说，他是青海省达日县满掌乡寄宿制藏文小学的校长。

学校位于牧区，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学校，班玛多杰一边家访，说服家长把孩子送来，一边让学校生活丰富起来，让学生产生兴趣，主动留下来。

班玛多杰这样的校长，正是马云基金会扶助的对象。

“乡村教师计划”和“乡村校长计划”是马云公益基金会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发起的公益项目。前者每年寻找100位优秀乡村教师，给予每人总计10万元支持，包括现金资助与专业发展机会。后者每年选出20位优秀的“乡村教育家”代表，为每人提供总计50万元的支持。

获奖老师能获得的资源远不止如此。

获奖的乡村教师大多来自偏远地区，宁夏曾经有一位老师，所在学校位置偏僻，连一扇大门都没有。获奖之后，新华社记者做了专题报道，也受到了县政府的关注，不仅帮学校修了大门，还修了一条柏油马路。

还有很多老师因为获奖，提升了职称，甚至当上了校长。还有的老师获奖后，被各种媒体报道，借此为学校引入了其他社会资源。根据马云基金会的统计，2015年到2018年，乡村教师计划的获奖老师们，累计为学校吸引到了超过4000万元的社会资源，除了直接的经济支持，还有企业帮助学校修建了操场。

乡村人才计划影响力的扩大，让一些希望入选的人开始动作变形。

有人填写申报材料时直接从网上复制粘贴，连“百度文库”的字样都没删除。

为了防止造假，评选设置了实名举报机制。李雨喆还记得，有一个针对乡村校长的举报来自他过去的学生，举报原因是体罚。李雨喆打电话过去，这个学生至今还记得十几年前校长曾经穿着靴子踢他，连靴子的牌子都记得。

相比于造假和虚报，评选团队更担心的是，真正有能力有情怀的校长，因为不会表达而被埋没。

教师计划和校长计划的评选历时大半年，进入最后一轮的候选者，基金会工作人员会挨个去他们所在学校走访调研。

2019年的评选结束后，阿里的志愿者想再挑几所学校走访，李雨喆推荐了云南保山昌宁县的漭水中学，对方去的第一天有些失望，“你不是说这是最好的几家之一，这届的评选标准降低了啊”，志愿者跟李雨喆说。

李雨喆没有解释太多，只是建议对方在学校多呆几天，“最好跟校长于春云喝顿酒，他是个慢热的人，不太擅长表达”。

于春云

乡村教师和校长计划选拔的第一轮是书面审核，有些参选者会准备上万字的材料，于春云的材料只有寥寥数百字，甚至都没分段。

这份材料吸引评审会的地方在于，一半的篇幅都在讲述自己高中时代是如何被一位数学老师影响，最终成绩大幅提升，并考上师范，走上教育之路。

就任校长后，于春云面临的困境是，当地辍学压力非常大，外出打工赚的钱比老师的工资都高，很多学生不愿意去学校。为了让孩子们回归校园，于春云尝试换位思考，“想让学生回来，得把学校变成他们喜欢的地方。”

于是，于春云在学校里举办各种活动和社团，有诗歌、茶艺、围棋、星空观测等等，他自己带“自然体验兴趣班”，领着学生去河里摸鱼捉虾，还有“美食体验班”，领着学生去街上吃米线。推行素质教育的结果是，不仅学生回来了，成绩也大幅上升，全县一半的985、211都出自这所学校。

于春云带着“自然观察团”的学生在学校附近观察自然

成绩差的学生在学校往往容易被边缘化，于春云就经常跟这些学生说，校长很重视他们的，成绩好的孩子都走了，等校长老了，能在镇子上陪着自己的就是他们。

漭水中学三面环河，于春云专门沿着学校靠河的内墙边种了许多蓝花楹，等到5、6月份，蓝花楹会开出紫色的花。于春云想打造一个“校内网红打卡点”，让学生们可以拍照留念。

“今天校长面临的困难非常多，让我想起了自己做企业的时候。北方的校长不仅要会教书，很多校长还得知道怎么烧锅炉。南方的校长要会划船、会游泳，甚至还要改变人家穿拖鞋的习惯。校长必须是企业家，必须是CEO”，2020年初，在马云公益基金会举办的校长领导力论坛上，听完乡村校长们面临的难题后，马云如是说。

有些时候，管理学校的难度甚至比管理企业更难，因为校长拥有的财权和人事权大都十分有限，腾挪的空间很狭窄。校长想推动改变，需要很多改革智慧。

史南城就面临过类似的困境。

2012年，史南城被调到江西省余干县的古埠镇中心小学担任校长，除了负责中心校，还要同时管理下属30个教学点。

彼时，这些公立学校已经陷入多所私立学校的“包围”中，在这个拥有8万人口的大镇，几十所公立校加起来的学生只有2317人，家长宁可花更多钱把孩子送到郊区的私立学校，也不愿意孩子在公立校就读。

史南城

面对“用脚投票”的家长，史南城推动了两项人事制度改革。校长竞争上岗，把辖区内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作为校长的考核指标；教师双向选择，每所学校确定编制人数后向全体老师公示，通过学校和老师双向选择确定最终的岗位，如果有老师落选了所有学校，就要进入学习期，工资减少。

这种颇具市场化味道的改革意味着，好的老师很容易找到心仪的岗位，能力不足的老师必须努力提升，否则收入锐减。

一年以后，古埠镇公立校的生源就增加到3519人。史南城也适时调整了改革的锐度，之前，老师和学校双向选择后，哪怕学校离家很远也必须就任，等到第二年，制度实施更加有弹性，老师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就近选择学校。

古埠镇中心小学还有个特色，每间宿舍都有空调，镇上只此一家。

在安空调这事上，史南城先是在个别宿舍小规模试点。他向地方财政申请了一笔钱，又计算一下安空调所需的费用，给空调宿舍房重新定价，比普通宿舍贵几百块。结果供不应求，在学生需求的推动下，很快，所有宿舍都装上了空调。

但是，不是所有的乡村教育者都天生擅长运营，他们需要向史南城们学习。首先，得有个平台，让他们认识史南城们。

张文斐还记得，几年前，他去青海走访一个老师。之前视频面试的时候，被问到平常如何学习，这个老师说自己没怎么学，就是看些课本。

这似乎是一个“学习能力不强”的老师。但当张文斐去学校走访，在距离只有3公里时却迷路了的时候，他突然就理解了这个老师。

这所学校的3公里之内，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导航用不上，得靠当地人指路才能找到学校。

不难想象，在偏远地区，也有很多校长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帮帮校长”，在校长影响力论坛上，马云如此呼吁，“中国有很多师范学校，但是没有校长学校。校长没有人教，怎么做好一个校长”，他说。

通过让获奖的老师和校长们形成一个更加持续、长久的团体，马云公益基金会正在试图建立一个让乡村教育者们互相学习、沟通的平台。

据李雨喆介绍，往届的获奖校长间，已经自发形成了非正式师徒关系，有的校长会把另外的校长视作偶像和师傅。

马云基金会最早切入乡村教育时，落脚点并不是校长，而是老师。“一个老师一辈子至少会影响200个学生”，马云在多个场合提到过这个数据。很快，他发现，如果校长不好，帮扶老师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一个校长至少会影响200个老师，中国有20万乡村校长，至少影响6000万孩子的未来”，马云的算术题又向前推演了一步。

这是个非常符合商业逻辑的思考方式，让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

2014年4月，马云捐出3500万阿里巴巴BABA股票，成立了马云公益基金会，按照最新市值计算，这部分资产现在值54.5亿美金。

成立五年以来，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累计投入了10亿元。

五年花掉10个亿，于秀红的压力很大，马云和张勇都嫌她花钱太慢了，言外之意是项目进展不够快。

2019年教师节，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正式从阿里退休。那段时间，于秀红接收到周围很多人的关心，“他们都说‘你这边压力比较大啊’，我说是啊”。

因为马云曾表示，退休之后要专注于乡村教育，这意味着，基金会将成为他的关注焦点。

于秀红很快就感受到了关切，2019年底，她去拉萨出差，去推进几个月前刚确定的跟拉萨师专的合作项目。一下飞机，马云的电话就来了，问她项目的事。于秀红刚说了两句，就被打断了，“马老师要问的不是拉萨师专（项目），他已经开始关心下一个项目了”。

来马云公益基金会前，于秀红在公益领域工作多年，对国内基金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不公开募资），每年的公益捐赠收入，两三千万是中等水平，大的公募基金会捐赠收入能上亿。但我们的乡村教育计划项目，希望每年度是一个亿的捐赠金额”，于秀红介绍道。

于秀红（右一）

“不差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很多基金会为了募资顺利，有时需要不断迎合捐赠人的需求，运营项目也容易缺乏持续性。

只靠一人出资的马云公益基金会没有这个烦恼，但在这里，把钱花出去的难度不亚于其他基金会把钱收进来。

马云说，自己以前用老师的方式做企业，现在要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

商业讲究投入产出比，强调效率和结果导向。每一分钱都得花到位。

“乡村教师计划”获奖者每人得到的现金资助是3年10万元。这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的数字。当时，于秀红和团队走访调研，发现乡村教师平均工资是3千左右，理想工资是6千左右，10万元相当于在3年内，每月给老师补贴3千，让他们的收入达到期望标准。

张文斐对KPI压力感受颇深，他统筹“教师计划”、“校长计划”和“师范生计划”。这几个计划都有十分明确的KPI，比如每年要覆盖多少区域，要有多少老师、校长参与申报。

他最近的“花钱压力”来自拉萨师专项目。项目要捐赠1亿元，在拉萨师专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马云教师培训中心”，并设置“马云教育奖”和“马云教师计划”，激励在校师范生、教师和校长的发展。

“如果只是在西藏找1千个老师，一个人给10万，很容易。（但这个项目不是这样），这不是花钱，也不是项目方案，就是一道数学题，难度在于怎么高效地花钱，去达成项目目标”，张文斐说。

薛诚在马云公益基金会负责“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项目要联合其他企业和当地资源，共同在乡村打造寄宿制学校，以解决乡村学校“生源少、分布不集中”的问题。

“寄宿制学校计划”支出项目繁多，从前期的硬件改造到后期的生活老师聘用。“学校支出要填审批表，定期审批过来，我们签字确认，审核完了再拨款，每一笔都很慎重”，薛诚介绍道。

有时候，合作企业过于热情，想要投入更多的钱把学校打造的更高端，有企业甚至想找高大上的设计公司为学校做设计，都会被基金会委婉劝阻。

于秀红直言，寄宿制学校项目是要探索提炼出标准模式，以便日后推广复制，不是为了做一两个豪华样板。

马云公益基金会的理念是“唤醒意识，人人参与”。“寄宿制学校计划”是这个理念的集中体现。

马云多次解释过“慈善”和“公益”差别，前者是个人的事，重在给予，而后者重在唤醒和参与。在公益的语境下，花时间比花钱更重要。

在“寄宿制学校计划”中，每所学校都对应一个合作企业，马云公益基金会和合作企业按1:1的比例出资，再联合当地机构与教育系统共同改造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合作企业不仅要出钱，还必须深度参与到学校的具体建设中。

项目刚开始操作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合作企业习惯了只出钱不出人的公益模式，无法理解为什么出资之后，不仅得再投入人力，还得完全按照马云公益基金会的标准实施。

有一天，底下的人告诉于秀红，有一个试点学校推行不下去，因为合作企业不配合，不肯出团队，认为项目落地都应该由基金会负责。于秀红赶紧给对方理事长打电话，电话里，对方直接表示，基金会的要求不合理。

无奈之下，于秀红只好找到马云“要不这个学校就不做了”，听到她的话，马云立即说，“那怎么行，签约之前都说好了，我给他们董事长打电话”。

几个小时后，对方的理事长就给于秀红打来电话，说他们之前理解错了，之后一定全力配合。

让于秀红感到欣慰的是，很多合作企业在深度参与项目后，已经开始“甩掉”马云基金会，自己主动去参与寄宿制学校的运营。

从乡村人才计划到寄宿制学校，每一个项目都试图寻找标杆、建立标杆、复制标杆。

马云说他的愿望是努力打造公益模板，把马云基金会打造成中国公益领域的黄埔军校，能够向外输出模式和人才。

“商业有秘密，公益没有秘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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