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商品。

随着女明星郑爽“弃婴”事件引爆微博并持续发酵，代孕话题再度成为了一个热点。

尽管在中国，代孕被明令禁止，但近年来围绕着它的争议却从未停止。准入政策、技术问题、社会伦理，成为这些声音中的主要议题，代孕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有关法律、人性以及社会学范畴。

争议的背后，是切实存在的需求。数字显示，在中国，不孕不育者大约为6000万人，另一方面，随着不断推进的晚婚趋势，女性怀孕的风险也相对升高——生孩子这件事已经越来越难了。

这使得代孕正在成为一门越来越大的生意。代孕在内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广阔的灰色产业链，而在海外，代孕已经成了一个在全球低调运转的庞大行业。

代孕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也让辅助生殖这一市场引起关注。在“辅助生殖”的外衣之下，代孕业务登堂入室出现在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报告等公开资料中。争议归争议，在庞大的市场面前，资本选择用脚投票。

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的一份《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累计患者人数超过6000万。

对于代孕的需求人群不仅于此。除了传统的家庭之外，同性恋也是快速上升的代孕需求群体。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早在2004年，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研究调查估算，中国就约有五百至一千万男性同性恋者。

而另一个潜在的需求人群是担心生育风险的高龄产妇人群。据国家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随着生育年龄的推后，目前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4%，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这带来的是一个不小的市场。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至少存在400家以上的代孕机构。而仅一家上海的机构里，从2004年~2017年就有1万名宝宝通过代孕出生。

在代孕机构的宣传中，“幸福”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这“幸福”来得并不容易，有媒体报道，国内代孕的价格大约从40万~135万不等，而代孕母亲只可分到几万到二十万元。代孕是一个有相当需求并且盈利可观的产业。

据界面新闻报道，代孕的产业链分为国内完成和海外完成两种。

国内仍以地下非法代孕为主，通过低价吸引寻求代孕者签合同，同时通过地下广告、中介人士寻找潜在对象进行推销等形式来寻找代孕者。中间环节将客户和代孕者送去事先沟通合作好的医疗机构，客户完成促排卵、取卵、取精等工作；代孕者完成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工作。随后代孕者会被转送到集中地方进行十月怀胎过程，等到孩子出生再归还给客户。

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一份报道显示，代孕产业的利润非常丰厚，一单业务的利润可以达到30%-60%。由于单价很高，不少代孕公司每年的收益都在上亿元。

而海外代孕则是将中间环节移到乌克兰、俄罗斯、美国部分州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等代孕合法的国家。

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没有制定和代孕相关的法律。代孕合法与否，由各州政府和州法庭自行决定。目前，除了首都华盛顿特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禁止外，代孕在其他州都被认定为合法或无明确法律规定。对代孕“友善”的加州、内华达州、伊利诺伊州等州，更成了代孕机构集中的重镇。

美国生殖医学协会曾做过统计，2012年，全美共有1898名婴儿通过代孕出生。这些年，代孕机构明显感觉到，中国患者的数量在增多。2016年，俄勒冈生殖医学中心共接待了130个中国家庭；加州一家代孕机构称，其47%的客户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一些代孕机构甚至专门配备了提供中文服务的工作人员。

尽管在中国，代孕业务明令禁止，但辅助生殖业务并未禁止。

辅助生殖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人的卵子、精子、受精卵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的目的，包括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以及各种衍生技术，试管婴儿技术就是最典型的辅助生殖技术。

在“求子”的市场需求下，辅助生殖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弗若斯特沙利文曾有数据预测，中国的辅助生殖治疗渗透率将从2018年的7.1%提高到2023年的9.2%。由于不孕不育患病率上升、二孩政策刺激、辅助生殖治疗渗透率提升、患者支付能力改善以及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该机构预测中国辅助生殖市场2023年将达到496亿元人民币，对应2018年-2023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4.5%。

在我国，辅助生殖医疗牌照严格受限，截至2018年底，全国仅发放了498张辅助生殖牌照。这其中，50张牌照由私立医疗机构拥有，私人资本也在加速布局辅助生殖这一领域。

去年，同性交友平台蓝城兄弟在美上市。根据招股书显示，IPO前，创始人马保利旗下的蓝城兄弟传媒持股37%，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旗下的顺为资本持股为12.3%，鼎晖投资持股为9.4%，天泽金牛持股为7.6%，清流资本持股为5.7%，新程资本持股为5.1%、嘉御资本持股为4.4%。

值得注意的是，在直播、会员和广告后的“其他收入”数字很好看——2019年1540万元的总营收较2018年增长了161%。招股书披露，这一部分的收入主要是健康和家庭计划相关，其中的重头戏便是辅助生殖技术咨询，即代孕。

资料显示，蓝城兄弟旗下同性交友软件Blued中的“蓝色宝贝”海外辅助生殖方案，由蓝色宝贝(北京)医疗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其可提供赴美试管婴儿、赴美生殖细胞冷冻、赴美辅助生殖等业务，包括报价咨询、海外行程制定、资料翻译、辅助生殖流程对接等。

蓝色宝贝称，其可通过“第三方试管+第三方”的海外辅助生殖方案获得“中/美”或“中/加”国籍的（混血）宝宝，其价格预算分为三个区间，分别为40万元到60万元，60万元到100万元，100万元以上。

公开报道显示，蓝城兄弟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耿乐（马保利）就曾通过代孕产下一子。

但其实，蓝城兄弟自己对辅助生殖业务有些担心。蓝城兄弟曾表示，在辅助生殖业务上，公司依靠包括辅助生殖设施及第三方物流及运输公司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但公司却不直接监督他们向顾客提供的服务，这也让公司声誉存在隐患。

而在港股，也有一家辅助生殖医院龙头锦欣生殖。2019年，锦欣生殖登陆港交所，也成为辅助生殖第一股。根据招股书，2017年，锦欣生殖在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中排名第三，在非公立辅助生殖机构中排名第一。

在锦欣生殖的官网上，辅助生殖技术主打的是试管婴儿，但在2019年，锦欣收购了一家美国top生殖医疗诊所hrc fertility，其主打业务之一就是代孕。

有媒体报道称，锦欣生殖获得牌照的过程也有瑕疵。2011-2014年，为了成都西囡妇科医院能获批开展辅助生殖并顺利年检，范玉兰合计送给前四川省卫计委科教处处长苏林21万元。

但这并不影响资本市场对锦欣生殖的“宠爱”。

2020年11月16日，锦欣生殖获得高瓴资本近20亿港元的增持。而在郑爽事件引爆后，本来已经连跌7日的锦欣生殖在新闻爆出当日，也就是1月18日股价触底反弹，截至1月20日午间收盘，锦欣生殖报15.64港元/股，较1月18日最低点13.2港元/股上涨18.5%，市值为380亿港元。

商业世界有商业世界的逻辑，资本有资本的运作规律，但在社会治理与大众伦理层面，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市场需求和利益。

2016年2月25日，瑞典记者、作家凯莎·伊基丝·艾克曼在《卫报》发表文章《任何形式的代孕都是剥削》，在文章中她如此写道：

“在那里，婴儿是为满足世界富人的需求而量身定做的。母亲什么都不是，甚至被剥夺了被称为‘妈妈’的权利，而顾客就是一切。西方已经开始将生产外包给较贫穷的国家，就像我们以前外包工业生产一样。”

当商业代孕中一切都被物化，孩子和代孕母亲都变成商品，那么也就可以选择、订制、甚至抛弃。郑爽的代孕并弃婴这一事件，就提供了关于代孕风险的一个绝佳讨论案例。

与凯莎·伊基丝·艾克曼想法相同的还有刑法专家罗翔。这几天，罗翔一段有关代孕的视频被重新翻了出来，并引起高度关注。

在视频中，罗翔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你的身体属于你，如果你的身体属于你，那么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近日罗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强调了这一观点，即对于代孕，尤其是商业代孕。缓和的人身家长主义是可以接受的。法律应当以家长之名对个人人身自由的放弃进行一定的限制，以真正地保护个人的自由，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为什么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你的身体属于你”？

因为在一个民族国家里，对公民身体的照看和呵护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从生物性上而言，身体属于自己，但当身体承载了一切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时，那么身体就与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等息息相关。

法律、政治的解读或许无法引起你的共鸣。那么来看看每一个人都可以共情的地方，那就是情感层面。对于代孕母亲而言，她们将必须面对自然界里最残忍的事情，经历生产的痛苦之后，却没有看到那个凝结生命和希望的孩子的悲伤，这悲伤巨大到足以扯断与世界情感联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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