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互联网摸鱼大赏观点 | 2022-01-27 23:35 吴怼怼

至少在这个群组里，他们是共同体也是被看见的个体，他们能够自我赋权，自我纾解，对着dirty work说no。

作者|麦可可

监制|吴怼怼

当一款名为摸鱼的软件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苹果APP Store上时，你会猛然发觉，摸鱼已经成为全世界打工人的共鸣了。

老实说，电子厂的流水线和CBD的互联网大厂在摸鱼这件事上没有区别。前者借着去厕所在外面抽根烟透气，后者趁着饭点的空档买杯咖啡续命。

有人曾调侃996等于ICU。2019年，一位ID为「996ICU」的程序员在GitHub发布了一个代码仓库，来控诉国内互联网996为代表的的严重超时加班。2年后，清华大学的《摸鱼学导论》就名噪一时了，虽然最后被发现是一个学生「自制的课程尝试」。

（图片来源：知乎@顾介涟）

到了月底，公司放出来的红黑榜单开始明确地提醒你：公共wifi已经准确记录你在各个app逗留的时间，上班为什么刷短视频？怎么小说阅读软件停留时间这么长？HR轻咳一声，上司脸上的微妙表情仿佛在告诉你：摸鱼人，你要小心了。

摸鱼人的确要小心，不仅是管理者与管理机制的窥视与控制，还有蕴藏其中的剥削本质。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发展的背后，个体化的发展是否被看见和重视，新一代知识民工的去路又在何方。如果看过摸鱼人和反摸鱼达人的斗智斗勇，你或许会感慨，路漫漫其修远兮。

摸鱼联盟和反摸鱼斗士

年关已至，摸鱼必须。

在49870名「摸鱼娃」聚集的豆瓣「上班摸鱼小队」，组规中有八个大字特别鲜明：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26岁的潇潇（化名）觉得快乐是人生遥不可及的未来：房贷和车贷共同压顶的日子，银行的12号还款日和花呗20号还款日一样可怕。「嗖」的一声，钱从公司账户到她个人账户，停留不到24小时，就飞去了别的地方。

于是「摸鱼」成了纾解压力的最佳选择。

她的工位电脑屏幕正对着上司，买块防窥屏太刻意，把电脑斜放椅子转向也看上去漫不经心，想来想去找了个理由：新设备电源线太短要换个新工位。然后潇潇就抱着屏幕躲在新工作的角落里快乐摸鱼一整天。

互联网大厂年轻人摸起鱼来更是奇招频出，因为他们善于发现智慧软件。在网易云阅读里，网页阅读页下的「Word模式」，会把小说文字伪装成工作文档。

还有一种极简小说阅读器，小说内容会巧妙隐藏在word文档的一行内，即使别人走近盯着你的电脑屏幕，只要不仔细阅读，也不会发现某一行的文字有问题，因为页面上包括标题、正文的其他文字内容依然是你的工作内容。

伪装场景是一些摸鱼阅读小说软件的主流。比如，在任务栏位置巧妙镶嵌着小说内容，在敲代码的页面下隐藏一波，还有更厉害的，在Touch Bar里，体验超越非凡的精彩。

当然还有一些硬核「摸鱼」软件。比如假装各种常用电脑的系统升级界面，只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你就可以在同事领导面前假装「心痛」地等待系统的进度条一点点走完了。

不过，反摸鱼斗士的侦查能力也不简单。福建某公司的员工查看监控发现，公司所有电脑的Alt键都被老板抠掉了，因为「没有Alt键就不能快速切换工作窗口了」。卫生间里也被安装了信号屏蔽器，盒饭都要吃开盖的。为了反摸鱼，老板们真是绞尽脑汁。

摸鱼为何流行？

当我们去讨论摸鱼学的成型，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摸鱼是如何成为流行词的？

一个网络热词的形成关键在于流行性，而流行性则代表了更高程度的接纳。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这种语言也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萨丕尔在《语言学》中阐述过这个道理：某种词义变迁和发展的背后，是当下经济发展和文化流行给人们带来的心理认知改变。

在「二十世纪以来汉语书面语的构建与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学者吴玲竹、何亮指出，「摸鱼」一词经历了由本义探取鱼类到获得利益的演变。而在「获得利益」的语义分支下，进一步衍生出「不干正事」，以及「假装工作办私事」的意思。这是基于鱼在古代是食物，一种可作为交换的劳动产品，从而使其具备了商品价值。

劳动者觉得他们获得的报酬是「获利」，因而偶尔摸鱼成为一种隐秘的怠工，仿佛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内卷者看来，这种摸鱼无疑是可耻的。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工作已经超越情感和生活成为压力最大的来源。脉脉《向内而生：中国职场流动趋势年度报告2020》中，71%的人称工作是让自己产生焦虑的最主要因素，高达第一。

《2020企业健康福利洞察报告》也显示，相比2019年，2020年25-30岁以下的职场人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因处于事业上升瓶颈期状态迷茫焦虑，压力值高达7.4，成为职场压力最高的群体。而25岁以下的职场青年，也因为收入减少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经济上“腹背受敌”，压力值稍低排行第二为7.2。

事实情况是，人们需要摸鱼，这像是一种情感补偿机制。面对高压而无法挣脱的工作时，雇员需要用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与自我达成和解，从情感上对自己形成保护。

像此前热议的「清华大学摸鱼学导论」事件，该校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也认为，他在摸鱼中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尝试，「摸鱼并不意味着不想努力」，而是学生在高压下的调侃和自嘲，是释放压力的出口。

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摸鱼应该是一种良性循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狗屁工作：一种理论》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虽然自己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的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正如凯恩斯预测的那样，技术的进步让生产性工作大量减少，但劳动者并没有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无暇追求他们想要的快乐。因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组织参加和激励讨论会、更新脸书个人资料、下载电视机顶盒上了。

话已至此，内卷达人大可不必对摸鱼人指指点点。《Gallup全球职场环境报告》数据显示，不摸鱼的员工在142个国家中的占比不到15%。所以说，摸鱼人才是正道。

知识民工的觉醒

彭凯平的评价其实还有后半句，“这是一种反抗，一种辛酸，一种正义。”

不仅是学生群体，在最早提出「996.ICU」的重灾区互联网，「摸鱼」语义的背后，才是更广泛的程序员群体对当下剥削工作制度的挑战，它和「IT民工、打工人、码农」等词语一样，是现代社会某种群体的集体表达。

资本家和工厂主当然会厌恶类似「摸鱼」的表达和行为，甚至上升到「夜里暗抠Alt键」这种矫正。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这群知识民工已经压力大到开始用摸鱼来自我排解时，这不仅是一种情绪撒娇和缓解，而是隐藏了某种统一化、规模化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比如「非暴力不合作」的罢工，比如「假装配合」的摸鱼上班。这样的劳动者意识觉醒必然会影响大企业剥削剩余价值和加速资本累积的进程。

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企业主觉得「打工的不如以前不好管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起源于工业机器化生产时期的企业的管理策略主要有两种，「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直接控制是指企业通过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的设计让技术工作从工人群体剥离，并集中于管理层，这就让机器制造业的大批工人沦为去技术化的体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劳动者逐渐成为「在指令下重复劳动的新型机器」；责任自治认为技术不可能完全从劳动中剥离，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控制权或者说自主性。

但现代企业并没有因此完全进化，他们经常会设置一种看似「自主」的管理陷阱。比如人们认为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突破和挑战的程序员群体，由于编程工作的创造性他们本该在劳动中被赋予更多自主权，但企业通过一系列生产规则、标准和微观劳动流程的设计，让这群创造性的知识劳动者的工作也变得单一乏味。

学者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认为，数字经济下部分劳工的工作倾向于“去技术化”。虽然被尊称为「技术型劳动者」，但其从事的工作实质上是单一和极具重复性的劳动。而当这些涉及OKR、KPI等绩效考核的目标被分配到劳动者头上时，如果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知识民工很容易产生一种「耻感」，这种「耻感」加剧了他们的加班。

但这种加班不是自发主动的，是被「制造出来的同意」，是被迫的过程。学者布洛维认为，在责任自治中，企业擅长运用一系列规则、标准和流程干预，让劳动者全身心投入这场「赶工游戏」，从未忽略了雇佣关系的真相和管理控制的本质。换言之，看上去是劳动者自发在加班，但实际上还是管理策略在发挥作用。

坦白讲，能进入互联网大厂的群体是佼佼者，中国90%的IT程序员还是在小型公司（100人及以下员工的企业）上班。所以说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大部分的知识劳动者并非拥有灿烂光明的未来，而是在知识民工的路上左右徘徊。

他们之所以自称IT民工，计算机码农或者金融扫地僧，这些称呼背后都有身份建构的不适感。因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农民可能是远离精英阶层、权利无法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对身处底层的IT从业者来说，这种身份建构是自身工作状况和社会状态的重要切面。

而那些发起摸鱼小组或者说亲身实践的摸鱼娃们，很多可能也并非「没有上进心的躺平选手」，也不是「没有物质生活压力的小康之家」，他们只是在工作中的合理诉求被压抑忽视太久后，共同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共情群组。

至少在这个群组里，他们是共同体也是被看见的个体，他们能够自我赋权，自我纾解，对着dirty work说no。

参考文献：

1.梁萌《996 加班工作制：互联网公司管理控制变迁研究》，科学与社会，2019.3

2.吴玲竹、何亮《网络新词“摸鱼”的语义分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2.1

3.孙萍《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全球传媒学刊，2018.4

4.钱叶芳、徐顺铁《996类工作制与休息权立法——资本与法律的博弈》，浙江学刊，2019.4

5.大卫·格雷伯《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Simon & Schuster出版，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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